司法能动主义者更少强调遵循先例，对法律的解释，注重的是社会政策、公平原则、司法衡平。

人类有能力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真理性，这同样是世界历史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第三，自然法权必须进驻历史唯物主义才有其现实意义。

第二，世界历史是进步的，这一进步的目的便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共产主义的客观必然性。这一希望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客观真理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人类的主观愿望，而且具有其法理意义上的客观真理性。这样，单独的物权便是抽象的，而如何获得对物的占有的具体形态——世界生产关系是否符合公平这一理性法则，便成为直接享有的自然法权。正是通过实践理性所颁布的自然法权，才能超越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而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这一物种才能避免自我毁灭的危险。

对于不坚持理性的民族国家来说，理性是无用的。在传统常规战争方面，即便出现大规模伤亡，但不至于毁灭人类这一物种。其四，在具体措施上，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入基层，广纳民意，问政于民，问计于民。

因此，司法应当趋向大众化而不是专业化的道路，而乡土社会也是司法发挥能动性的土壤。反映在司法实践中，就是强调司法的社会效果而非法律效果。而且我们在原教旨意义上的司法能动历史上，也找不到丝毫的历史依据。（3)法律规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连接，离不开法官的创造性工作。

从长远来说，则既不利于发挥司法的政治功能，也不利于发挥司法的解纷功能，更不利于中国法治伟业的建设。如司法作风、司法为民、关注弱势群体、司法廉洁、反对司法的官僚主义、反对衙门作风等。

如言论自由、宗教制度、种族问题等。在法律理念上，强化增强法官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为民意识和国情意识。司法克制实际上是司法中的法律形式主义，目标在于实现司法的确定性。我们法官是法律工作者，更是社会工作者。

5．司法机关以审判外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对社会机制进行管理和促进，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动主义。第五，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法律职业化道路证明，中国的法律职业化发展方向总体上是正确的。在没有先例可循或者遇到疑难案件时，司法能动主义允许法官造法。换句话说，司法必须同时完成自身的职业化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政治任务，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持续和谐稳定提供司法保障"。

消极司法一直是大陆法系对法官的基本要求，而这种要求在西方三权分立体制下是被强化了，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官在法律活动中的作用受到限制。（5）司法要积极回应社会需求。

因为，中国的司法在没有完成职业化的前提下，就需要面对司法的能动化这一新的课题。官方认为，司法能动的社会基础在于：（1)民众需求。

至于在实践上，由于缺乏正当理论的支撑，因此，司法能动在中国的实践也不一致，甚至还缺乏起码的、必要的操作标准，总体上呈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能动司法状态。宪法解释最初是美国人的广泛共识。显然，官方的司法能动政治性的考量多于法律方法上的考量，对社会效果和社会需求等因素的关注多于对裁判的技术因素的关注，要求法官更多地具备为民意识、职业道德、司法能力、工作作风等政治性、道德性而非技术性的素养。学者们认为：（1)司法能动是司法裁量开放性的需要，司法机关裁量案件，需要向案件所处的社会现实、道德、社会政策开放。引导当事人通过协商与对话，自主解决纠纷，减少冲突和对抗。总之，从20世纪50代以来，法院通过司法判决，在选举人的资格规定、堕胎、社会福利、公共任用、生育控制和土地租赁关系等许多问题上都相应改变了原有的法律，使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日益司法化。

例如，在判决执行率普遍不高的情形下，强调判决要和执行对接的思路，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调解结案以后，判决执行率的确大大提高了。3．但是，中国远未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在一个国家的法律职业化尚未完成时候，讨论或者实践一种能动的法律哲学，就必须要权衡我们首先需要什么。

第三，积极推行巡回审判方式，推行就地立案、就地调解、就地开庭、就地宣判。司法中必然会存在大量的因法律未予规定、规定滞后、规定冲突、规定不明确导致的疑难、复杂案件，从而要求法官在适法上必须能动。

此外，政府对于经济的规制案件，法院对于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种族正义等等边界的探索等等，都不属于普通的案件。中国的司法到底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必须主要结合中国自己的法治发展阶段、法治发展道路、法官的素质、政府的行政法治化程度等关键要素来考量

一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形式性的、可预测和可计算的法律概念和诉讼程序的需求。更有甚者，《行政诉讼法》第1条还开宗明义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目的，除监督行政行为之外，还包括维护行政机关的职能活动这一方面，并且把维护排序在监督之前。可以说，寻找法律性正当程序与技术性正当程序的最佳组合，将成为在数字技术驱动的数字国家背景中继续推进法制现代化事业的新命题。中国社会是一个超大规模系统，城乡差异非常大，各地发展态势也极不平衡，因而按照既定蓝图对法律制度进行一揽子变革倍感艰难。

一般而言，在群体多元主义的社会形态下，人们不承认永久的统治集团，领导权的归属带有一定的概率性，社会更像一种不同利益诉求进行竞争的赛场。英美侵权行为法在侵权行为分类标准上的多样化，也为法官处理各种侵权行为提供了具体适用的标准和规则。

如果不具备上述条件，现代法治秩序就无从确立。（二）围绕审判独立的助推措施与推手困境在改革与开放的时代，经济管理和调节的基本方式发生了大幅度改变：从那种事前的行政许可和直接规制转向事后进行司法救济以及间接指导。

也就是通过有效保障个人权利的方式来防止国家权力滥用，从而增强国家体制和法律秩序的可信度。所有人都可以不断讨价还价，每一次纠纷解决都变成了立法过程，规范由一个个具体的场景和组合方式构成。

2014年之后的法治中国建设，的确在相当程度上不断呈现出数字信息技术驱动的法制现代化特征。在他的早期著作中，特别是关于中国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韦伯理论对昂格尔的明显影响。在这里，存在因势利导、简便易行的如下两个关键性助推措施：一个是不断增加律师人数及其在法律职业构成中的比重，从而诱导、允许乃至鼓励律师对审判活动进行技术挑剔，因此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加强对个案审理的专业化监督。但人民究竟怎样享有作为主权者的地位，公民究竟怎样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一般而言，除了有期限、有条件的选举权之外，在日常生活中个人能够切实主张的法律权利只是诉权。

因此，与清末相比较，民国法律在形式上尽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实质上却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变化。如果程序不完备，如果程序正义原则没有得到遵循，那就很容易产生枉法行为，使法定权利名存实亡。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工智能以及更广泛的数字化技术有利于落实现代法治的精神，也可以表述为对法与社会现代化的算法助推或者说AI驱动的法制现代化。一般而言，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规则嵌入的系统，可以强化法律规范刚性化和技术代码化的结果。

20世纪后叶，在中国探寻现代化的复杂演变进程中，传统秩序原理中的法家式工具理性与儒家式人本主义，分别被转换成权力契机与群众契机，而且权力与群众这两个要素没有媒介，直接交织在一起，就好像电器的短路联结。他自己经过思考和追究，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缺乏资本主义精神所需的特殊心态。